水是人類不可或缺的生存資源。為了獲取水源，人類自古逐水而居。曾經，傍水而居的人們，是令人羨慕的，因為本鄉本土的河流常常就是可以飲用的；即使不在河邊，本地也多可以打出井水，那份甘冽的口感還留在很多人兒時的記憶里。

可以說，這些河流、湖泊，還有水井，曾經都是水源地。但在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污染和過度開發，導致很多河流、湖泊和淺層地下水不再適合飲用。為了保障城鄉社會發展對水質水量的要求，我們開始劃定飲用水水源地，優先保護，定期監測。

口渴的中國又面臨污染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嚴重缺水的國家。首先是，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的1/4強，其次是水資源時空分布高度不均。中國六百多城市中，三分之二面臨缺水?，F狀條件下，北方地區多年平均缺水量為469億m3，南方地區缺水量為67億m3。

水資源總量不足和時空分布不均造成的資源性缺水，確是中國缺水挑戰的重要原因。但另一個方面，大量的河流、湖泊以及地下水源受到污染，都極大地加劇了水資源的短缺——它讓北方的干旱缺水雪上加霜，甚至讓南方一些水網密布地區陷入水荒。

水源地廢棄始于最大城市

缺水和污染的加劇，讓飲用水資源日益稀缺。而一個個飲用水水源地，越來越成為保障廣大居民健康和生產生活需要的生命線。

然而就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之下，大量寶貴的水源地卻仍受到污染和破壞，不得不被撤銷。

最早因污染而被迫調整的水源地，始于中國最大城市上海。上海降水豐沛，加之北靠長江，西倚太湖，水資源極為豐富。1883年上海在黃浦江畔建立了楊樹浦水廠，這是中國第一家自來水廠。1920年，作為上海市水源之一的蘇州河第一次出現黑臭，上海閘北水廠放棄從蘇州河取水，也把取水口轉向黃浦江。

從1980年代起，黃浦江下游水質不斷惡化，1987年，上海自來水取水口上移至黃浦江上游的臨江河段；1998年，取水口進一步上移至黃浦江上游的松浦大橋河段。但根據《上海資源環境發展報告(2013)》顯示，取自黃浦江上游的開放式、流動性原水，大多屬Ⅲ至Ⅳ類水，水廠不得不采用重氯強化消毒[1]。上海自來水中強烈余氯氣味，是老上海的家鄉記憶，也讓許多外地人“難忘”。

為解決飲用水水源之憂，經過十年規劃，上海于2016年建成青浦區金澤鎮西部的金澤水庫，比松浦大橋取水口又上移了40公里。[2]

意識到本地水源已經很難保障供水質量，上海將長江確定為第二水源。2011年，長江口青草沙水庫開始全面供水，約占上海全市原水供應的70%左右。

首都北京，雖然沒有大河穿城，但作為近乎三面環山的平原地區，也有降雨和泉水匯聚成的地下水作為水源。50年代末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長，讓北京首次經歷嚴峻缺水，是兩個“水缸”，一個是密云水庫，一個是官廳水庫，幫助度過難關。由于上游大量的工業和城市排放，官廳水庫最早受到污染，被迫于1997年退出飲用水水源地。經過多年治理，官廳水庫于2007年恢復成為應急備用水源地，但水質依然不能達標。

隨著北京城市規模擴展，密云水庫獨立難支，地下水連年超采難以為繼，最終開啟了大規模南水北調，將取水口延伸到湖北與河南間的丹江口水庫。今天，北京人飲用水的10杯水中，有7杯來自1200公里之外的長江支流漢江！

水源地遭撤除的現象，也蔓延到堪于長三角和京津冀等量齊觀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珠三角案例：

珠三角匯納珠江巨大水量，水資源總量占到全國的13%，是長三角之外的另一處降水豐沛、河網縱橫的福地。然而，平原河網的地理條件，也使得珠三角許多城市仍以河道型水源地為主，供水占88%，水庫僅占12%[3] 。而珠三角城鎮密集、人口眾多，供、排水布局相互影響，加上地勢低平，海平面上升，咸潮活動頻繁，河道型水源地更容易受到污染威脅。

廣州曾經的主要取水點，是被稱為廣州“西部水源地”的珠江西航道和流溪河下游（白云段）。但《廣州市城市供水水源規劃(修編)》指出，流溪河李溪攔河壩下游、西航道、白坭河等水源水質長期超標，不再適合作為飲用水源。[4]

為解決日漸突出的矛盾，廣州在2010年建成西江取水工程，原有的西村、石井、江村三座水廠，已停止從原地取水，成為了備用水源。原本在西江因突發情況不能正常供水的情況下，作為應急水源向廣州千家萬戶供水。但2015年八月份全國政協委員許欽松的“問水團隊”到珠江西航道進行取水化驗，結果顯示，水質為“劣五類”，其中耗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高錳酸鉀指數、氨氮、總磷、龔大腸菌群均出現不同程度的超標。[5]

最終廣州市于2016年作出決定，流溪河李溪壩以下、西航道、白坭河江高段水源功能被取消，但在公眾和環保組織的呼吁下，部分保護區得以保留。

佛山市原本以以北江取水為主，但分散的水源地難以全部達到保護和風險防控的要求。為此佛山市計劃對水源地做出大的調整，到2018年底，佛山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將從21個調整為16個，后續關閉石塘水廠和樂從水廠后，2020年全市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為14個。[6]

深圳市也于2018發布了深圳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優化調整方案，其中7處水源地被取消[7]。另有保護區級別被降級。

此外，珠海擬取消3處水源保護區[8]，東莞2015年規劃6年內關停68座鎮鄉級水廠[9]，佛山德順區關停7座水廠僅保留5處水源保護區，江門市擬撤銷赤坎水廠等6處水源保護區或保護區級別，肇慶擬取消3處飲用水源地，調整5處飲用水源地。當然，在取消水源地的同時，各城市也在努力調整開辟新水源，比如惠州就增加了22處水源保護區。

公開發布的信息顯示，其它部分地區的水源地也在經歷成批撤銷。

四川省案例：

截止2018年10月，我們看到各地公布的撤銷和擬撤銷的水源地數量最多的是四川省，達到70個。

這其中，成都市新都原第三水廠位于毗河的新都物流中心片區、北部商城下游，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原第三水廠的規模和水質已不能適應發展需要。成都新都水源調整至成都市新都區三水廠石堤堰水源地 [10]。

成都二、五水廠水源由于受鳳凰河二溝來水影響，水源地水質不能穩定達標，且水源一級保護區存在6座橋梁，人口密集，交通繁忙，對水源存在較大隱患[11] 。成都沙河二水廠和五水廠于2012年分別上移取水口2.2公里和1公里。

岷江經由阿壩、成都、眉山、樂山，于宜賓匯入長江，上游污染也是水源地的重要風險源。2017年被撤除的岷江任家壩等水源地很具典型性。任家壩地處樂山市中心城區，背靠岷江，人口眾多，菜市場、醫療機構、購物商場等密集。這里曾經是中心城區飲用水水源地之一。

樂山市環保局副局長岑正山在接受媒體采訪中坦言，曾經的4個水源保護區建成較早，按當時標準，保護區陸域縱深較長，因此面積很大，水源地與城市、交通等重大建設項目嚴重沖突。[12]

原有4個水源地均未按照要求實現封閉式管理，保護區內進行的大量城市建設，為水質安全埋下隱患：污水收集管網不完善，造成生活污水和養殖業污染物任意排放，其中，岷江水源地受上游成都等城市的來水影響，常年水質超標。[13]

“環保部門承擔對大量企業的執法工作，本來就人員不足，4個分散的水源地，更增加了執法工作量。”岑正山表示，以前保護區內建筑、企事業單位眾多，排放口多，污染治理工作難以開展，多年來治理措施無法落實。即使有的保護區設置了隔離網，但人為破壞嚴重。

人口、企業密集，意味著交通、生產事故發生的可能性偏大，提高了突發性水體污染風險。然而，4個水源保護區內各自有多達數萬平方米的建筑，若進行拆遷整改，費用將是天文數字。

最終，樂山市選擇撤銷任家壩等傳統水源地，在離城區較遠的大渡河和青衣江流域建設兩個新水源地。

岷江于宜賓匯入長江，宜賓段岷江水源地受上游成都等城市的來水影響，常年水質超標。2015年岷江宜賓兩斷面均為劣五類[14] ，盡管16年后情況有所好轉，岷江水質一直是位處下游的宜賓民眾心中的一大隱憂。最終一、二、四水廠分別沿岷江、金沙江上移取水口。

在上述縣級及以上水源地之外，鄉鎮水源被撤銷的也不在少數。如四川廣元市于2018年6月撤銷紅旗水庫等6處鄉鎮飲用水水源地，眉山市8月22日撤銷向家鎮林家河古井等21處鄉鎮飲用水水源地。這些都沒有進入此次的統計范圍。

福建省案例：

另一個明確水源地撤銷數量較多的是福建省。2007年以來的匯總信息表明，至少有28個水源地被撤除。雖然撤除原因各有不同，其中也包括當初劃定時考慮不周的問題，但歸根結底主要是兩條：或是水質不能達到飲用水水源地的標準；或是水源地保護與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和現實產生矛盾，難以保障水源地有效防范污染風險。

比如福建省會福州的閩江水源，作為福州母親河，其以優質的水源哺育了數百萬榕城市民。近年來閩江上游水庫水利建設、氣候變化以及非法開采河沙等原因，致使閩江河床下降，從而產生了污水回灌，咸潮等污染閩江水質。由于經濟的發展帶來的生活污水、工業廢水直排、農田污染等問題，更是加劇了閩江水質的惡化，福州被迫陸續取消了馬尾瑯歧經濟區自來水廠水源保護區、福州市義序水廠水源保護區、瑯岐鎮白馬王水庫等水源保護區、永泰縣北區水廠水源保護區、福州市東南區水廠水源保護區（閩江）、馬尾水廠閩江備用水源保護區等多處水源保護區。改由閩江上游和其他河流供水。

更多地區不再信任本地水源

與上述案例不同，多數省市沒有如此明確地公布成批撤銷水源地或其賴以存在的保護區。但他們中的許多也同樣不再信任本地水源。

與北京相類似，今天同樣高度依賴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北方13座城市，包括天津、石家莊、鄭州等，加上承載“千年大計”的雄安，它們紛紛“舍近求遠”，除了保障水量的需要，也都有借助丹江口一盆凈水提高供水水質的考量。

如果說北方調水水量是主因，那么南方城市紛紛通過調水來置換本地水源，則主要源于水源污染。

在長三角地區，蘇南城市曾經多以太湖流域的本地河湖為主要水源，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之農村生活和種植養殖方式的變化，造成江南水網普遍受到污染。2007年的太湖藍藻污染事件，導致無錫自來水出現嚴重異味，進而全城停水，桶裝水被搶購一空。

自此之后，太湖流域經濟發達的蘇州、無錫、常州，都更加堅定地鎖定長江，作為自己的主要水源地，直至蘇南一些縣級市也開始把水源地遷至長江。

蘇北同樣也寄望長江

長江以北的泰州及其下屬市縣，紛紛因本地水源污染而引水長江，只有興化一個市仍未能喝上長江水。市人大代表為此聯名提出早日飲用長江水的議案，終于在2018年讓興化引水長江列入規劃。[16]

遠離長江的蘇北鹽城市，可稱是水源地高風險的范本。2009年2月20日，當地市民在飲用自來水時聞到刺鼻的農藥味，經查系當地城西水廠原水受酚類化合物污染。鹽城市緊急停水達70多個小時。經查，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內禁止設置排污口的明文規定，未能得到有效執行，高污染、高風險企業竟被允許直接設在水源地。

此后， 鹽城市又多次發生大面積停水事件：

• 2014年2月7日鹽城自來水出現異味；調查結果是大量生活污水、糞便以及農作物施肥隨雨水沖刷入河，造成原水氨氮超標。

• 2014年4月2日，鹽城通榆河水源發現異味，水廠停止供水，調取備用水源“救急”。

• 2014年4月28日晚至29日，鹽城自來水出現異味。

• 2015年4月7日起，鹽城市出現大面積斷水，時間長達30多小時，原因是“因市區通榆河飲用水源地水質出現不穩定情況”。

鹽城市也嘗試對本地水源采取更多的保護措施，但最終認定短期內難以徹底改善水源地水質狀況，必須跳出里下河地區，尋找開辟新水源地。

最終鹽城市也走上了長江調水之路。2017年2月，鹽城新水源地工程開工建設，從揚州市鋪設83公里長的管線，將長江水引到鹽城，在再鋪設支線送水到射陽、大豐等地，解決500萬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17]

當更多本地水源被廢，當更多取水口延伸到長江上的時候，長江的一些江段已經擁擠不堪。人人都想把取水口建在自己城市的上游，可自己的上游，卻又是相鄰城市的下游。

2014年4月，就在蘇北的鹽城市發生停水事件的前后，長江邊的泰州市同樣由于引江河水源地遭到污染而影響了供水[18]，而污染物也同樣是化工企業排放的揮發酚類。

長江擁有每年近萬億立方米的流量，水量之豐沛排名世界前三，引水長江成為了許多城市的終極選擇。但長江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動脈，也承載了太多的壓力，包括全國約40%的污水排放。

長江一旦有失，后果不堪設想。為此2016年啟動的中央環保督察，專門對水源地進行了督察。在長江江蘇段分布的30個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中，督察組現場抽查12個，發現8個存在環境違法問題。

其中無錫市長江窯港，南通巿狼山水廠，鎮江巿征潤洲、江心洲丹陽等飲用水水源一級或二級保護區內，存在法律禁止的化工碼頭、水產養殖或修造船基地等，加之沿途危險化學品運輸頻繁，環境風險十分突出。[19]

以長江經濟帶水源地督查為先導，中國最大規模的水源地專項督察拉開帷幕，并于近期公布了結果。預知全國水源地督察問題詳情，請關注《保護水源我是行動者》系列報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