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稅確立了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和高危多征、低危少征的正向減排激勵機制，有利于引導企業加大節能減排力度。一方面，環保稅針對同一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按照排放量征稅，排放越多，征稅越多；另一方面，環保稅針對不同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設置差別化的污染當量值，實現對高危害污染因子多征稅。

以大氣污染物為例，排放同樣數量具有較高危害性的“甲醛”，所要繳納的環保稅是普通“煙塵”的24倍。這種政策處理，有利于引導企業改進工藝，減少污染物排放，特別是減少高危污染物的排放。

根據《環境保護稅法》第十三條的規定，納稅人排放應稅大氣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濃度值低于排放標準30%的，減按75%征收環境保護稅；低于排放標準50%的，減按50%征收環境保護稅。

這一征收機制，帶來企業的發展思路轉變，節能減排成為“有利可圖”的事情。

開征環保稅將使企業短期面臨一定的壓力，但隨著企業加大節能減排力度，調整企業產業結構，推進產品轉型升級，就能夠減少稅收成本，最終實現企業和社會的共贏。

從建立綠色稅收體系的要求來看，我國長期以來缺少針對污染排放、損害生態環境行為的專門稅種，這限制了稅收對污染、損害環境行為的矯正力度，弱化了稅收的生態環境保護作用。

開征環境保護稅，增加了政府保護環境的手段，有利于與其他保護生態環境的手段形成合力，發揮環境治理的協同效應，通過環境保護稅立法過程，也增強了社會的環境保護意識，強化了企業治污減排的責任。

除了對環保稅征收機制的關注，企業和社會還非常關心環保稅的具體征收稅額。

按照制度平移原則和因地制宜的要求，環保稅在具體稅額確定上，采取了“國家定底線，地方可上浮”的動態調節機制。

具體來說，稅法以現行大氣、水污染物排污費征收標準作為單位稅額下限，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統籌考慮本地區環境承載能力、污染物排放現狀和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目標要求，“上浮適用稅額”，以滿足不同地區的環境治理實際需求。

環保稅法規定的稅額下限為：大氣污染物每污染當量1.2元，水污染物每污染當量1.4元；稅額上限為不超過最低標準的10倍。

各省份按照稅法授權，出臺了符合本地區實際的稅額標準。以環境問題較為突出的京津冀地區為例，北京市按照10倍的上限確定了本地區適用稅額，即大氣、水污染物適用稅額分別為每污染當量12元和14元；河北省則按照最低標準的8倍，確定了環京13縣大部分水污染物的適用稅額。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按環保稅法規定上限執行的表決稿，獲得全票通過。

遼寧、吉林、江西、陜西等省份則執行了最低標準，即每污染當量分別為1.2元和1.4元。

還有一些省份采取了適中的稅額，如江蘇規定大氣和水污染物征收稅額分別是每污染當量4.8元和5.6元，四川分別為3.9元和2.8元。云南省規定，今年稅額為大氣污染物1.2元，水污染物1.4元；從2019年1月起，執行稅額提高到大氣污染物2.8元，水污染物3.5元。

為促進各地保護和改善環境、增加環境保護投入，國務院決定，環境保護稅全部作為地方收入。此前，排污費征收后實行中央和地方1∶9分成的收入劃分原則。

環保稅作為地方收入，能夠調動地方積極性，讓地方更有效地防控環境污染。從高確定稅額標準，充分體現了“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有利于強化排污者責任。

從排污費到環保稅，絕不是簡單的名稱變化，而是從制度設計到具體執行的全方位轉變。稅比費具有更強的剛性，違法成本提高了。

我國法律規定，如果認定企業偷稅，稅務機關將追繳企業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和滯納金，并處相應稅款50%以上5倍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還要被追究刑事責任。特別是對上市公司而言，一旦有關于稅收方面的負面新聞，將嚴重影響公司股價，違反稅法的成本更高。

而此前，對企業排污費謊報瞞報、拒不繳納等情況，《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僅規定了3倍以下的罰款、責令停產停業整頓等措施，在實際執行中威懾力明顯不足。

中央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的決心和力度加大了。環保稅法最大的意義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污染者付費”的原則，稅務部門依據法律條款嚴格執法，多排放多繳稅成為企業生產剛性的制約因素。

不僅如此，從“費”到“稅”的轉變，還有著巨大的制度意義。收費與收稅都是政府的一種財政行為，但有性質上的不同，對于具有稅收性質的收費應當轉變為稅收，這有助于規范政府收入體系和優化財政收入結構。

在稅收征管方面，排污費改環保稅后，征收部門由環保部門改為稅務機關，由于環境監測具有相當的專業性，對于稅務部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環保稅以污染物為征稅對象，無法直接查賬征稅，與其他稅種有著重大差異。污染物排放具有瞬時性、隱蔽性、流動性的特點，征收環保稅對污染物排放監測的專業技術要求較高，離不開環保部門的配合。為此，環保稅法科學設定各方責任，確立了“稅務征管、企業申報、環保監測、信息共享、協作共治”的全新征管機制。

2017年7月，國家稅務總局、環境保護部簽署《環境保護稅征管協作機制備忘錄》，強化部門合作，明確職責分工。財政部、稅務總局、環保部隨后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全面做好環境保護稅法實施準備工作，明確要求建立地方人民政府領導下的多部門協作機制。

環保稅順利開征只是邁出了第一步，下一步還要健全問題響應處理機制，及時分類分級研究處理基層落實難題和納稅人意見建議。

財稅、環保部門要持續跟蹤做好改革政策效應分析，特別是在環保稅首個申報期和實施半年、一年等重要時間節點，分區域按照納稅人行業、規模、污染物排放類型、污染源劃分標準、典型企業類型等，多維度精準分析減排效果，為國家環境治理決策提供支撐，為進一步完善環保稅制度體系打牢基礎。截至4月30日，我國首部“綠色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正式實施已滿四個月。新法明確，對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和噪聲四類污染物，過去由環保部門征收排污費，現在改為由稅務部門征收環保稅。

環保稅確立了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和高危多征、低危少征的正向減排激勵機制，有利于引導企業加大節能減排力度。一方面，環保稅針對同一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按照排放量征稅，排放越多，征稅越多；另一方面，環保稅針對不同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設置差別化的污染當量值，實現對高危害污染因子多征稅。

以大氣污染物為例，排放同樣數量具有較高危害性的“甲醛”，所要繳納的環保稅是普通“煙塵”的24倍。這種政策處理，有利于引導企業改進工藝，減少污染物排放，特別是減少高危污染物的排放。

根據《環境保護稅法》第十三條的規定，納稅人排放應稅大氣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濃度值低于排放標準30%的，減按75%征收環境保護稅；低于排放標準50%的，減按50%征收環境保護稅。

這一征收機制，帶來企業的發展思路轉變，節能減排成為“有利可圖”的事情。

開征環保稅將使企業短期面臨一定的壓力，但隨著企業加大節能減排力度，調整企業產業結構，推進產品轉型升級，就能夠減少稅收成本，最終實現企業和社會的共贏。

從建立綠色稅收體系的要求來看，我國長期以來缺少針對污染排放、損害生態環境行為的專門稅種，這限制了稅收對污染、損害環境行為的矯正力度，弱化了稅收的生態環境保護作用。

開征環境保護稅，增加了政府保護環境的手段，有利于與其他保護生態環境的手段形成合力，發揮環境治理的協同效應，通過環境保護稅立法過程，也增強了社會的環境保護意識，強化了企業治污減排的責任。

除了對環保稅征收機制的關注，企業和社會還非常關心環保稅的具體征收稅額。

按照制度平移原則和因地制宜的要求，環保稅在具體稅額確定上，采取了“國家定底線，地方可上浮”的動態調節機制。

具體來說，稅法以現行大氣、水污染物排污費征收標準作為單位稅額下限，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統籌考慮本地區環境承載能力、污染物排放現狀和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目標要求，“上浮適用稅額”，以滿足不同地區的環境治理實際需求。

環保稅法規定的稅額下限為：大氣污染物每污染當量1.2元，水污染物每污染當量1.4元；稅額上限為不超過最低標準的10倍。

各省份按照稅法授權，出臺了符合本地區實際的稅額標準。以環境問題較為突出的京津冀地區為例，北京市按照10倍的上限確定了本地區適用稅額，即大氣、水污染物適用稅額分別為每污染當量12元和14元；河北省則按照最低標準的8倍，確定了環京13縣大部分水污染物的適用稅額。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按環保稅法規定上限執行的表決稿，獲得全票通過。

遼寧、吉林、江西、陜西等省份則執行了最低標準，即每污染當量分別為1.2元和1.4元。

還有一些省份采取了適中的稅額，如江蘇規定大氣和水污染物征收稅額分別是每污染當量4.8元和5.6元，四川分別為3.9元和2.8元。云南省規定，今年稅額為大氣污染物1.2元，水污染物1.4元；從2019年1月起，執行稅額提高到大氣污染物2.8元，水污染物3.5元。

為促進各地保護和改善環境、增加環境保護投入，國務院決定，環境保護稅全部作為地方收入。此前，排污費征收后實行中央和地方1∶9分成的收入劃分原則。

環保稅作為地方收入，能夠調動地方積極性，讓地方更有效地防控環境污染。從高確定稅額標準，充分體現了“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有利于強化排污者責任。

從排污費到環保稅，絕不是簡單的名稱變化，而是從制度設計到具體執行的全方位轉變。稅比費具有更強的剛性，違法成本提高了。

我國法律規定，如果認定企業偷稅，稅務機關將追繳企業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和滯納金，并處相應稅款50%以上5倍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還要被追究刑事責任。特別是對上市公司而言，一旦有關于稅收方面的負面新聞，將嚴重影響公司股價，違反稅法的成本更高。

而此前，對企業排污費謊報瞞報、拒不繳納等情況，《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僅規定了3倍以下的罰款、責令停產停業整頓等措施，在實際執行中威懾力明顯不足。

中央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的決心和力度加大了。環保稅法最大的意義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污染者付費”的原則，稅務部門依據法律條款嚴格執法，多排放多繳稅成為企業生產剛性的制約因素。

不僅如此，從“費”到“稅”的轉變，還有著巨大的制度意義。收費與收稅都是政府的一種財政行為，但有性質上的不同，對于具有稅收性質的收費應當轉變為稅收，這有助于規范政府收入體系和優化財政收入結構。

在稅收征管方面，排污費改環保稅后，征收部門由環保部門改為稅務機關，由于環境監測具有相當的專業性，對于稅務部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環保稅以污染物為征稅對象，無法直接查賬征稅，與其他稅種有著重大差異。污染物排放具有瞬時性、隱蔽性、流動性的特點，征收環保稅對污染物排放監測的專業技術要求較高，離不開環保部門的配合。為此，環保稅法科學設定各方責任，確立了“稅務征管、企業申報、環保監測、信息共享、協作共治”的全新征管機制。

2017年7月，國家稅務總局、環境保護部簽署《環境保護稅征管協作機制備忘錄》，強化部門合作，明確職責分工。財政部、稅務總局、環保部隨后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全面做好環境保護稅法實施準備工作，明確要求建立地方人民政府領導下的多部門協作機制。

環保稅順利開征只是邁出了第一步，下一步還要健全問題響應處理機制，及時分類分級研究處理基層落實難題和納稅人意見建議。

財稅、環保部門要持續跟蹤做好改革政策效應分析，特別是在環保稅首個申報期和實施半年、一年等重要時間節點，分區域按照納稅人行業、規模、污染物排放類型、污染源劃分標準、典型企業類型等，多維度精準分析減排效果，為國家環境治理決策提供支撐，為進一步完善環保稅制度體系打牢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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